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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的調查研究及其影響

2023-12-26 2975 來源:本網

偉大領袖毛澤東一生非常注重調查研究工作。他通過調查研究,解決了許多問題,爲制定正确的政策提供了重要依據。“沒有調查,沒有發言權”,是他的著名論斷。毛澤東這句至理名言不但在革命戰争年代發揮了重大的基礎作用,在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中仍然閃耀着熠熠光環。

毛澤東多次進行實地調查研究

20世紀30年代,毛澤東所作的一系列農村調查與其他著作一樣極具方法論的指導意義,他于1930年6月寫成的《尋烏調查》是其中一篇重要的代表作,是反對本本主義的重要實踐篇。

有一次,毛澤東爲了向當地農民了解真實情況,就幫助對方插秧,在共同勞動中和對方拉近關系,以了解真實情況。正如他所說:“沒有滿腔的熱情,沒有眼睛向下的決心,沒有求知的渴望,沒有放下臭架子,當小學生的精神,是一定不能做,也一定做不好的。必須明白,群衆是真正的英雄,而我們自己則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這一點,就不能得到起碼的知識”。毛澤東在尋烏調查中,注意與調查對象交朋友,比如他在1941年9月13日的《關于農村調查》一文中所說:“開始時,他們很疑懼,不知我究竟要把他們怎麽樣。所以第一天隻是談點家常事,他們臉上沒有一點笑容,也不多講。後來,請他們吃了飯,晚上又給他們寬大溫暖的被子睡覺,這樣使他們開始了解我的真意,慢慢有點笑容,說得也較多。到後來,我們簡直毫無約束,大家熱烈地讨論,無話不談,親切得像自家人一樣。”毛澤東告誡大家調查要深入細緻。

通過尋烏調查,毛澤東深化了對階級成分的認識,特别是各階級革命态度的認識。這個調查在毛澤東一系列農村調查中具有重要地位。正如毛澤東所說:“到井岡山以後,我作了尋烏調查,才弄清了富農與地主的問題。”

“沒有調查,沒有發言權。”毛澤東在《調查工作》一書的開篇就這樣強調。他在文中主張解決實際問題就要到群衆中去作社會調查,比喻調查就像“十月懷胎”,解決問題就像“一朝分娩”。

毛澤東最早的系統論述調查研究思想及馬克思主義認識論的專着就是《調查工作》,它不僅凝聚了調查研究思想的精華,也豐富了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和方法論,初步形成了毛澤東思想的三個基本點,即實事求是、群衆路線、獨立自主。

在反“圍剿”鬥争在,毛澤東指揮紅軍不斷南征北戰,《調查工作》一書不慎遺失,這讓他深感遺憾。可是,毛澤東想不到的是,當年8月,中共閩西特委翻印了《調查工作》,一位名叫賴茂基的農民保存了這個版本。1957年,他将此書獻給了福建省龍岩地委。1959年,龍岩地委又将這件珍貴的革命文物送至中國革命博物館。1961年,毛澤東看到這本書時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動,說道:丢掉這篇文章就像丢掉了一個孩子,時常想念。現在失散多年的“孩子”終于找回來了。

毛澤東還于1931年和1933年11月下旬寫成《興國調查》與《長岡鄉調查》。有一天,毛澤東在外出實地考察歸來的路上遇到了當地一位紅軍家屬劉長秀,便問她,“家中有幾個人吃飯?糧食夠不夠吃?劉長秀回答說:“我丈夫當紅軍走了,大兒子也當紅軍走了,家裏沒有勞動力。但共産黨真好,什麽事情都替我想到了,當糧食不夠吃時,鄉政府還從200多裏地的公略縣采購大米來救濟生活困難的群衆。幹部不僅關心我們群衆的經濟生活,而且關心群衆的文化生活,全鄉辦了4所列甯小學、9所夜校,還辦了俱樂部哩。”聽了劉長秀的話,毛澤東滿意地點了點頭。

毛澤東在《長岡鄉調查》中指出:“可尊敬的長岡鄉工作人員,他們得到了廣大群衆的真心實意的愛戴。……我們要造成幾千個長岡鄉、幾十個興國縣。”不久,毛澤東親筆寫了“模範興國”獎旗一面,以獎勵“興國的同志們創造了第一等的工作”。

調查研究是毛澤東領導藝術的一個重要方面。他堅持調查研究,事無巨細,總是周詳嚴密調查分析後,才作出科學判斷,最後形成指導我黨的方針、政策。毛澤東之所以比他同時代的人更有遠見卓識,就是因爲他在深入實際、調查研究方面下了很大的功夫。毛澤東倡導的調查研究在中國産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

毛澤東要求身邊工作人員進行調查研究

新中國成立以後,作爲最高領導人,毛澤東失去了随意接觸人民群衆的機會,這讓他感到相當苦惱,爲了擺脫這種人爲的隔阻,他想出一個辦法,讓自己身邊的工作人員做“耳目”,探親訪友,外出辦事,都要搞社會調查,寫書面報告,最終,他調動身邊的工作人員組成了一個嚴密的調查網絡,使他能夠了解到全國的真實情況。

1955年5月14日,毛澤東在中南海豐澤園接見警衛部隊時,給警衛戰士們規定了三項任務:一、搞好保衛;二、搞好學習;三、做一些社會調查和研究工作。毛澤東特别闡述了搞好社會調查的方法、态度和意義。要求每一個警衛戰士回家探親時,都要搞社會調查。回來要彙報,要寫調查報告。

爲了解全國的真實情況,特别是農村的真實情況,毛澤東要求警衛他的一中隊“要搞成五湖四海”。從全國各專區分别選一個,不要重複。

此後,毛澤東堅持聽那些回鄉戰士的彙報,并親自批改戰士們寫的調查報告。

據林克《讀無字之書——毛澤東要身邊人員作社會調查》一書記載:

上世紀50年代中期,一個嚴冬季節,田家英同志受毛澤東的委托,到老解放區進行社會調查,了解老區人民生産、生活的情況。林克随田家英同志一同前往。他們一戶又一戶,一村又一村,有時乘車,有時步行,曆時二十多天,完成了這次調查。路上田家英曾對林克說,這一帶老解放區生産發展比較慢,原因在于當地黨員幹部比較老化,擺老資格,不能吸收新鮮事物,思想保守,缺乏闖勁。像這樣的地區如果不發展新黨員,要比較快地改變落後面貌,是困難的。回到中南海以後,田家英向毛澤東彙報了此次調查的情況。毛澤東對他在調查中發現的問題和他的意見頗爲重視和贊賞。

1964年3月,毛澤東在邯鄲同河北、山西及地委部分負責同志談話時,仍然記得這次調查,他說:“老解放區有的不像樣子,有人擺老資格,把持黨組織,不發展新黨員。如河北平山,全縣封鎖情況,下去的幹部,他們要考你中央委員有多少?都叫什麽名字?等等。”

1957年底到1958年初,連續有人彙報農村某些地區出現的“兩極分化”和貧富差距加大的情況。每次聽過彙報,毛澤東臉色都顯得陰沉,久久思考着不作一語。

據毛澤東的衛士長李銀橋回憶,大約是1957年12月,警衛戰士馬維探親回來,不僅寫了調查報告,還帶回一個窩頭,又黑又硬,摻雜大量粗糙的糠皮。馬維把這個窩頭交給毛澤東說:“我們家鄉的農民生活還很苦,他們就是吃這樣的窩頭,我講的是實話。”

毛澤東的眉毛一下子擰緊、聳高了,馬維的報告對他的震動是顯而易見的。接過窩頭時,毛澤東的手甚至有些抖。他很費勁地掰開那個窩頭,将一塊放入口中,他才嚼了幾口,眼圈就紅了,淚水一下子充滿眼眶淌落下來,鼻子也壅塞了。

毛澤東一邊哭,一邊掰了窩頭分給身邊的工作人員,說:“吃,你們都吃,都要吃一吃。他哭得很厲害。說話聲音很大,又常常語塞,斷續道:“吃啊,這是農民的口糧,是種糧的人,吃的口糧……”

身邊的工作人員都吃了。真難下咽,又不能不咽。淚水湧溢的毛澤東直視着他們,特别看了看爲他制定食譜的保健醫生。因爲毛澤東飲食一直是粗茶淡飯,以粗糧爲主,不肯吃保健醫生爲他制定的富于營養的高級食品。毛澤東曾敲着他那裝着紅糙米和小米的飯碗說:“全國農民如果都吃上我這樣的飯那就很不錯……”

那一天,毛澤東沒有吃午飯,也沒有吃晚飯。他的“午飯”是在夜裏,他的“晚飯”是在早晨。他應該睡覺了,李銀橋幫他按摩時,他帶着久久思考後仍然困惑的表情對李銀橋講話,又像是對另一個并不存在的人講話:“我們是社會主義麽,我們的農民不該還吃窩頭麽!不應該……”過了很久,他又說:“要想個辦法,必須想個辦法:怎麽樣才能加速實現社會主義?”

一連幾天,李銀橋幾次聽到毛澤東講“要想個辦法”的話。他與一些中央負責同志讨論,也是要想個辦法。

1958年1月1日,毛澤東在臨時召集的一次最高國務會議上提出“鼓足幹勁,力争上遊,十五年内趕上英國”的口号。

1959年3月,毛澤東在成都會議上提出了“鼓足幹勁,力争上遊,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總路線的基本觀點。到了5月份,黨的八大二次會議通過了“鼓足幹勁,力争上遊,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

一個“窩頭”,最終成了促使毛澤東提出“鼓足幹勁,力争上遊,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總路線的一個重要起因。

事情的結果雖然不盡人意,但毛澤東的出發點是值得我們學習的。

到了1961年,大躍進、人民公社化的運動受到嚴重挫折,國民經濟遇到嚴重困難,這時,毛澤東又提出“大興調查研究之風”、“搞個實事求是年”。毛澤東直接指導和組織三個調查組分赴浙江、湖南、廣東農村進行調查。

1961年3月,毛澤東在一次中央工作會議上,談到三年困難時期爲什麽出了亂子時強調:根本原因是未調查研究,心中無數。毛澤東除了親自視察或調查外,他還經常讓身邊工作人員到城鄉的廠礦、街道、農村、學校,深入社會,深入實際,作調查研究,時間有長有短。

1961年,毛澤東讓秘書林克等人到河南參加整社。據林克在《讀無字之書——毛澤東要身邊人員作社會調查》一文中記載:“1960年,我國國民經濟遇到嚴重困難,全國城鄉嚴重缺糧,很多地方發生了浮腫病,有些省份出現了非正常死亡。毛澤東心情沉重,憂心如焚。”

12月26日是毛澤東的生日,這一天,他請來林克、高智、葉子龍、李銀橋、王敬先、封耀松和汪東興七個人同他一起吃飯,飯菜沒有肉,非常簡單。

吃飯時,毛澤東神情嚴肅,語重心長地對大家說:“現在全國人民遇到了災難,人民生活很困難,我很不放心。除了汪東興同志外,你們六人都下去,和群衆打成一片,實行同吃、同住、同勞動,了解真實情況,農村人民的生産、生活有什麽困難和問題,群衆有什麽意見,都如實地反映上來,不要隐瞞。”

臨行前,毛澤東跟林克談了一次話。毛澤東指示他們要過好三關:一要過好生活關,同勞動人民實行“三同”,不搞特殊化;二要過好政策關,從實際出發,正确執行黨的政策;三要過好群衆關,深入群衆調查研究,反映真實情況。

1961年1月16日,這一行人自北京出發,參加河南省、地、縣工作隊,由于河南信陽專區的整社工作已到收尾階段,所以,他們改去許昌專區鄢陵縣馬欄公社參加整風整社,貫徹中央十二條緊急指示和農村人民公社條例草案。羅道讓和林克參加了省、地、縣工作隊領導小組。

在調查中,他們發現農民對公共食堂意見很大,冒險申請停辦了公共食堂。

20世紀60年代初,爲了克服“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造成的嚴重困難,毛澤東号召全黨“大興調查研究之風”,一系列調查和整社活動,爲後來制定《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草案)》(簡稱人民公社“六十條”)提供了客觀依據。

曆來重視調查研究的毛澤東,認爲了解社會情況、研究社會情況,是黨的政策的出發點。他除了通過閱讀報紙、刊物掌握信息,有機會就盡可能地直接接觸群衆,聽取群衆反映。除了他在《反對本本主義》一文中,就提出了“沒有調查,沒有發言權”的著名科學論斷,他一生中的許多社會調查,對解決中國革命過程中遇到的困難和重大問題可以說都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

在毛澤東大力倡導下老一輩無産階級革命家進行調查研究

老一輩革命家搞調查研究有一個突出的共同特點,調查研究親力親爲,身體力行,親眼看,親耳聽,親手掌握材料,親自分析研究,得出結論。

朱德在指揮打仗時,把調查座談會開到了前線。1947年10月,爲了确保石家莊戰役的勝利,朱德深入前線,專門到炮兵旅駐地實地考察,召集部分連隊指戰員座談如何打陣地攻堅戰,如何打碉堡、暗堡,如何實施迫近作業和坑道爆破,如何開展巷戰等。石家莊剛剛解放,他又召集參加攻打石家莊的50多位指戰員,開了3天座談會,每次都是多則八九個人,少則五六個人。朱德親自口問手記,同大家切磋研讨,總結攻堅戰鬥的具體經驗。

年事已高的朱德,從新中國成立一直到1976年去世,每年都要拿出兩到三個月或者更多的時間,深入廠礦、農村考察。視察回來後,他常常不顧旅途勞頓,親自主持起草調查報告,提出解決問題的辦法和建議。1951年到1966年,他向黨中央提交了108份調研報告,其中98份報告是他親自主持起草的。

鄧小平同樣重視開座談會的方法,1977年他剛剛重新回到中央領導崗位,即在北京主持召開科學和教育工作座談會,收集全國有關科技教育專家談對科技和教育工作的意見。鄧小平會前親自拟定了參會人員名單。從8月4日至8日,座談會一開就是5天。會上,鄧小平請大家暢所欲言提意見。他認真聽後說:“通過這次座談會,我了解了一些情況,也開始了解了當前應該首先解決的一些問題。”座談會最後一天,他提出了關于科學和教育工作的重要意見,指出,要尊重知識、尊重人才,四個現代化要從科技教育着手,并作出了1977年當年恢複高考的重大決策。

在設計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藍圖過程中,鄧小平也是帶着問題不斷進行實地調研。比如,黨的十二大提出,到2000年實現全國工農業總産值在1980年的基礎上翻兩番,使人民生活達到小康水平。“翻兩番”靠不靠得住?“小康水平”是什麽樣子?帶着這樣的思考,鄧小平1983年2月專程前往經濟發展較快的蘇浙滬地區,進行了3個星期的調查研究。在蘇州,江蘇省負責同志向他詳細彙報了全省及蘇州工農業生産情況,表示像蘇州這樣的地方,準備提前5年實現“翻兩番”。當鄧小平問人均國民生産總值達到800美元後的社會面貌時,江蘇省負責同志具體彙報了6條:人民的吃穿用問題解決了,住房問題解決了,就業問題解決了,人不再外流了,中小學教育普及了,人們的精神面貌變化了。和江蘇一樣,浙江、上海等地也是欣欣向榮的景象,這堅定了鄧小平對“翻兩番”、實現小康目标的信心。回到北京後,他約請幾位中央負責同志談話,介紹這次調查的情況,高興地說:“看來,四個現代化希望很大”。

在改革開放的過程中,對有争議的問題,鄧小平堅持親身到實踐中去調查了解清楚情況,然後再下結論、作決斷。經濟特區創辦後備受争議,鄧小平說:我要來看一看。1984年初,他先來到深圳,深入商業區、工廠、蛇口工業區、漁民村等了解情況。離開深圳後,他寫下題詞:“深圳的發展和經驗證明,我們建立經濟特區的政策是正确的。”随後,再經過對珠海和廈門經濟特區的調研,他明确提出:“我們建立經濟特區,實行開放政策,有個指導思想要明确,就是不是收,而是放。”他以自己親自調研的所見所聞和深入思考,作出給予經濟特區充分肯定的結論,推動進一步搞好經濟特區,擴大對外開放。

爲做好八大的準備工作,劉少奇從1955年12月7日至1956年3月9日,先後約請37個部門主要負責人彙報座談。在此期間,他除了參加外事活動和出席中央有關會議外,大部分時間都在開座談會,詳細詢問和了解工業、農業、商業、交通、财政、金融、文化、體育、衛生和國民經濟計劃等各方面的情況,記下了幾萬字的筆記,并對各部門工作提出了指導性意見。

對于拜人民爲師的重要性,劉少奇也深有體會。1961年4月1日至5月15日,他到湖南省甯鄉縣和長沙縣調查研究。下去前,他就對中南局和湖南省委負責人說,要采取過去老蘇區辦法,直接到老鄉家,睡門闆,鋪禾草,既不擾民,又可以深入群衆。人要少,一切輕裝簡從,一定要以普通勞動者的身份出現。劉少奇是這麽說的,也是這麽做的。在一次座談會上,他摘下青呢帽,露出滿頭銀發,誠懇地說:“我是向大家求教的。這次中央辦了錯事,我們對不起大家,向大家道歉。但是改正錯誤要了解真實情況,希望大家幫助我,向我提供真實情況。”這讓在場的幹部群衆十分感動,開始真實地反映情況。劉少奇還來到生産隊,和社員們進行面對面的交流。他發現困難的嚴重程度已遠遠超出原先的估計,造成困難的原因主要是政策錯誤,得出了“三分天災,七分人禍”的結論,并客觀地向黨中央和毛澤東作了彙報。

劉少奇特别強調做調查研究要有明确的目的。他說:爲什麽要做調查研究呢?是爲了解決問題而調查,不是爲調查而調查。那末,首先腦子裏面要有問題才能調查。你腦子裏面連一個問題也沒有,就去搞調查,那就會搞得沒有個邊。

問題是時代的聲音,每個時代總有屬于它的問題。我們黨幹革命、搞建設、抓改革,從來都是爲了解決中國的現實問題。堅持問題導向,通過調查研究弄清問題性質、找準症結所在,進而有的放矢、解決問題,是老一輩革命家開展調查研究的重要方法。

根據不同的調查内容,召開不同形式、不同規模、不同時間的調查座談會也是老一輩革命家經常采用的一種調查研究方法,這種方法簡單易行,廣泛可靠。

在這一點上,周恩來做得也非常出色。他說,一個人的認識總是有限的,要敢于聽取不同意見,敢于和不同意見的人讨論問題。他注意廣泛聽取各方面意見,集中大家的正确主張,汲取衆人的知識、智慧,作出符合客觀實際的決定,不盲目拍闆。在三峽及葛洲壩工程決策中,存在“兩派之争”。周恩來說過,争論是必要的,不争論哪會有這樣多的材料回答各方面提出的問題;争論隻要不妨礙工作, 有利于工作,就應當提倡、鼓勵;在今後的工作中,還允許有反對意見。三峽是千年大計,對問題隻談一面,很容易走到片面。爲把三峽搞得更好,還是可以争論的,因爲這樣才能有利于工作。他多次強調,敢提意見就好,總得有對立面,沒有對立面危險得很。每次開工程研讨會,周恩來都讓工作人員通知有不同意見的同志參加,在會上還特意請他談看法,會後又讓他把意見寫成書面材料附在報告後面一并送毛澤東參閱。

陳雲也非常重視聽取不同意見,他認爲這樣能得到更全面的認識,能作出更正确的決策,少走彎路,少犯錯誤。他說:“在幹部中間多注意聽反面的意見,這是調查研究的一種重要方法。凡是提出一種意見的人,他總是看到了一點東西。即使是錯誤的意見也不要怕,有錯誤的意見,可能使正确的意見更加正确。”在讨論問題的時候,陳雲即使有了自己的意見,也往往不急于表達,而是引導下級和群衆先講出各自的意見,特别是有意識地引導他們來反駁、批評自己腦子裏頭已經形成的意見。他還把自己的心得概括爲“交換、比較、反複”的六字箴言,在黨内廣爲流傳。

在抗日戰争期間(1939年12月),地道最早在河北省蠡縣出現,對此時任冀中軍區政委的程子華和冀中軍區司令員的呂正操都有回憶。程子華在《冀中的民兵鬥争》一文中這樣寫到:“地道鬥争,這是平原遊擊戰争中群衆的偉大創造,在反蠶食鬥争中起了偉大的作用。地道鬥争最初是在離敵人據點近,敵人騷擾最厲害的村莊産生的……可是當時區黨委裏有的同志對這新事物不了解,認爲既然要抗戰,就應該不怕犧牲,鑽地洞是消極的。因爲在認識上不一緻就有了争論。1941年秋,我帶了幾個同志到地道鬥争開展得早的蠡縣、高陽等地調查,向區黨委作了調查報告,認爲挖地道是在敵人殘酷蠶食的特殊情況下,敵僞碉堡附近的群衆爲保存自己反對敵人的有效的鬥争形式。這樣,經冀中區黨委和軍區領導讨論研究後,統一了認識,在區黨委和軍區發出的反掃蕩指示中,要求各地普遍挖地道。于是,地道從洞與洞打通,發展到村與村打通,以緻挖成地道交通網。起先隻是爲了隐蔽和轉移,以後發展到利用地道打擊和消滅敵人,以保衛村莊。”程子華通過實地調研,得出了正确的結論,爲科學決策提供了依據,爲堅持平原遊擊戰争做出了突出貢獻。

近期,中共中央辦公廳印發《關于在全黨大興調查研究的工作方案》,要求在全黨大興調查研究之風。毛澤東實踐和倡導的調查研究工作方法,對于其在新時代更好服務于科學決策,仍然具有重要的意義。調查研究本身就 具有重要功能和作用:一是幫助人們認識世界。二是密切聯系群衆。三是調查研究推動實踐。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調查研究的重要性,并提出要求。調查研究是我們黨的“傳家寶”,它關系到我們黨的事業的興衰成敗,也是領導幹部的基本功。因此各級領導幹部要練好這個基本功,要了解情況,掌握規律,加深對客觀規律的認識。這樣才能拿出符合實際情況的政策方案和政策工具,作出科學決策。

注:本文參考徐文欽編著的《毛澤東讀書治國》,中央文獻出版社,2020年1月新1版,617頁至632頁;2019年4月4日,15時28分,央廣網發布的《求是:老一輩革命家如何搞調查研究》。

本文由穆立新整理

編輯:孫業騰

責任編輯:孫業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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